姚大志，尊龙凯时省长春市人，哲学博士。1981年，姚大志结缘尊龙凯时哲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尊龙凯时哲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曾任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99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00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5年当选尊龙凯时省首批高级专家，1994-1995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尊龙凯时进修，2004年2-8月作为高级研究学者在美国哈佛尊龙凯时从事访问研究。

姚大志教授长期从事政治哲学研究，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其中包括专著、译著和论文），是我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推动者。其主要著作有：《姚大志自选集：什么是政治哲学》（2018）、《平等》（2017）、《正义与善——社群主义研究》（2014）、《罗尔斯》（2011）、《当代西方政治哲学》（2011）、《何谓正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2007）、《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2000）、《人的形象》（1999）、《现代意识形态理论》（1993）等。译著有：《被检验的人生》（诺奇克著）（2015）、《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罗尔斯著）（2011）和《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诺奇克著）（2008）等。近二十余年，姚大志先后在《哲学研究》《世界哲学》《学术月刊》《哲学动态》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60余篇，在对正义理论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同时，也对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领域中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分配正义：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等系列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

结缘吉大

记者：老师您好，很荣幸对您进行访谈。您是如何与吉大结缘，又是因为什么选择了哲学专业呢？

姚大志：首先，应该说我比较幸运。我说自己幸运，原因有两个：一是我没有读过本科，但是最后在吉大做了一名哲学教师；二是我也没有专门学过外语，但后来有幸去到全世界最好的公立、私立尊龙凯时学习哲学。所以，我说自己比较幸运。

其次，我选择哲学系，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自己喜欢。1972年到1981年这10年，我一直在原来的长春地质学院工作。81年底，我同77级本科一起考尊龙凯时哲学系，所以要按辈分，我也应该算77级。后来，考研究生，我报考了西方哲学专业，并于84年底毕业后留校至今。

明师砥砺

记者：您读书时师从著名哲学家邹化政先生，在跟随邹老师学习期间您有哪些难忘的经历？您的导师在哪些方面对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姚大志：我自己觉得有很深印象，同时对我也有很大影响的就是我的导师邹化政教授。那时候，我们经常到老师家里去。邹老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不会聊天，要是说起家常，他就坐在那静静听着，时不时礼貌地应一两声；他又滔滔不绝，要是谈到学术，他就会一直跟你讨论，直到你主动离开他家为止。所以我每次去邹化政老师家，几乎都会跟他讨论问题。比起课堂，跟他的这种个人之间的交流对我的影响更深。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会就读书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问题展开几乎涵盖哲学所有领域的讨论。通过讨论我发现了邹老师最大的特点——他对传统哲学的每一个领域所关涉的细微问题都做过非常仔细地研究和思考，这一点非常得难能可贵。可能正因如此，邹老师才能够在国内哲学界享有如此高的声望。这是导师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他促使我更仔细地研究和思考传统哲学的所有问题。

学术探索

记者：如今，您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已40余载。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是否有过一些重要的研究转向？请您谈谈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您认为自己最具影响力、最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姚大志：我个人的学术生涯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初主要研究斯宾诺莎，我的硕士论文也是做的这个方向。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研究意识形态理论，那也是我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之后，出版了《现代意识形态理论》这本书。90年代初至今，我的研究主题就是政治哲学了。

要说成果，目前我自己做的工作，最重要的且最有影响的应该是《现代之后》这本书。说这本书重要的原因在于，90年代初，我自己有一个粗略的看法。那时我一直在讲授现代西方哲学这门课程，而分析哲学、现象学讲到20世纪60、70年代就为止了。但我自己隐隐觉得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跟之前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只是这种感觉还不明朗。在此之前，欧陆哲学就是现象学，英美哲学就是分析哲学。94年，我去伯克利学习，在那里工作了一年，读了很多的书，也去课堂听课，同时还同那里的教授、学生有一些交流，这个时候我自己对于西方哲学出现的一些变化开始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后来，我在《现代之后》这本书中将我自己对这种变化的理解表达了出来。这个变化，现在有人说是政治哲学转向。

在那本书的上半部“政治与历史” 中，我首先讲了政治哲学的问题，介绍了我所认为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在下半部“现代与后现代”中，我主要探讨了现代与后现代的一些争论。这是基于我自己的一个理解，西方当代哲学，英美哲学的新变化是70年代后政治哲学的兴起，而欧陆哲学的新变化则是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争论。《现代之后》这本书把我从90年代初开始的近十年的思考表达了出来，同时这本书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很多学生要了解西方哲学的现状，从中文文献大致只能通过这本书来获得。

记者：正如您所说，自20世纪70年代起，政治哲学开始居于哲学舞台的中心，成为当代世界哲学的显学。作为国内最早以政治哲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当时您是如何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方向的？

姚大志：这是因为我自己一直以来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你比如说，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做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这个研究的最重要的、最大量的内容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最有建树的人物当属葛兰西、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那个时候通过研究意识形态理论，我开始接触到这些人物。从现在的视角看，这些理论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哲学，这些哲学家们所做的研究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他们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继承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维度。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理论其实也是政治哲学。我后来的工作，就是从这里出发延续而来的。

然而，真正开始对政治哲学做专门的研究，肯定是同我在伯克利做的工作、读的书密切相关。罗尔斯的《正义论》之前也读过，但是我发觉国内学界对罗尔斯《正义论》这本书的理解有偏颇。《正义论》的中译本80年代就出版了，国内也有很多人读过，但是在国内它更多地被视为一部伦理学著作，人们也都是从伦理学这个角度来阅读和理解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我在伯克利回过头来再重读罗尔斯的《正义论》时意识到不是这样的——这主要不是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而是一本政治哲学的著作。它不仅仅是一部政治哲学的著作，它还为政治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在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种政治哲学同中国社会目前的状况有高度的相关性，中国社会确实需要某种正义理论。所以从95年回国之后，就非常明确了，我自己无论是在会议上，在课堂上，包括所写的文章主题，全部都转移到政治哲学，集中到正义理论上来了。正义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参照，甚至某种指导。所以近20年来，我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上来了。

记者：您在很多著作和文章中都提到过，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兴起以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为标志，那么，国内的政治哲学研究是否也有一个相应的起点？您能否从这个角度来谈谈国内政治哲学学科属性的确定？

姚大志：如果要找一个标志性的起点，那就是1997年的抚松会议。这次会议缘起于1996年以新实用主义为主题的桂林会议。那时外国哲学协会的会长是涂纪亮先生，他知道我刚从美国回来，就希望我能在会上发言，讲一讲。因为我自己对新实用主义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没有给大会提交论文，更没想做发言。但是涂先生坚持要我讲，我就跟涂先生说，我对新实用主义不感兴趣，我想讲讲我感兴趣的东西，我认为有意义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政治哲学。所以，那个会上我就做了一个发言，他们都讲实用主义，只有我讲了我认为现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出现的一个新的趋势、新的潮流——政治哲学的兴起。

那也许是国内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有人讲政治哲学。会后，大家讨论下一年的外国哲学年会在哪里开，当时邹铁军老师也在，我们就说，我们尊龙凯时来办吧。当时的秘书长是贾泽林先生，贾先生就问我主题是什么，我就说，主题就是政治哲学。这样在1997年的8月份，吉大哲学系在尊龙凯时省抚松县的仙人桥（长白山脚下）主持召开了主题为政治哲学的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专门的政治哲学会议。

当时国内最主要的一些尊龙凯时都有学者来参加这个会议，尽管大家当时对政治哲学还所知甚少，但大家都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往后的几届外国哲学年会，几乎都是讨论政治哲学了。每一次会议上罗尔斯都是主角，不论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大家都开始关注政治哲学了。

记者：尽管政治哲学的研究在国内开展得较晚，但发展很快。作为国内政治哲学的主要开创者和推动者，您能否跟我们讲讲促使政治哲学在中国迅速起步和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姚大志：如果非要说一个标志性事件，我个人认为是由《江海学刊》发端，后被《新华文摘》全部转载的一组稿件的发表。这件事还要说回到抚松会议。当时还是《江海学刊》年轻编辑的韩璞庚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韩璞庚先生对学术问题拥有极好的理解力，对学术潮流具有异乎寻常的直觉。虽然他那时对政治哲学没有多少了解，但这次会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意识到了政治哲学对今日中国所具有重尊龙凯时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在从仙人桥返回长春的客车上，他向我提出一个建议：由我来代表《江海学刊》向国内的政治哲学研究者约稿，以形成一组笔谈由该刊发表。

我对这个建议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希望政治哲学在中国迅速起步和发展，而且也知道这组文章将会对这种研究产生有益的推动作用。最终，这组主题为政治哲学的文章发表于《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它由5篇文章组成，作者是万俊人教授、徐友渔研究员、韩震教授、顾肃教授和我。

这一组文章发表后，立即就被《新华文摘》（1998年第8期）转载。由5篇文章构成的一组文章，全部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说明《江海学刊》和《新华文摘》两个编辑部具有卓越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判断力。由《江海学刊》发端，然后经《新华文摘》推波助澜，它们在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对其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推动。

出国访学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自己出国访学的经历，在伯克利和哈佛留学期间，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和您至今难忘的经历?

姚大志：1994年，我在伯克利学习，我所属的研究所所长在了解了我的学术工作后，跟我推荐了两个人的课程。一位是历史系的教授马丁·乔伊，他是英语世界的欧洲战后思想的专家，对法兰克福学派、法国存在主义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另一位就是伯纳德·威廉姆斯，他的课程主题与我的兴趣十分相合，他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有影响的道德哲学家和分析哲学家了。

那个时候最有影响的分析哲学家几乎都在伯克利：像戴维森，他的课听的人很多，甚至会有些资历很深的教授坐在前排；像塞尔，他的课都是在大的阶梯教室，他讲心灵哲学一般都有几百人去听课；相比之下，威廉姆斯的课却在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小教室，只有6、7个人围坐在他身边。我觉得很奇怪，同样都是很有影响的哲学家，相比之下听威廉姆斯课的人却非常非常少，现在回想起来也依然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后来2004年去哈佛，桑德尔讲正义理论的课程，大致每年都有700到900人修他的课。那个时候哈佛学院每一届大概有1300名本科生，他的课堂人尤其多。再回想起威廉姆斯的课程，你就会发现，人少不能说这门课程不重要、不好或没有价值。特别是最近一些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很多人关心威廉姆斯，研究他的人也越来越多。我94年去伯克利的时候，国内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直到当时东亚研究所的所长魏斐德（美国最好的汉学家之一）给我介绍了威廉姆斯，我才知道了这个人，了解了他的工作，知道了他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在60年代之前，整个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都是功利主义一统天下，改变这种局面的最主要的两个人就是罗尔斯和威廉姆斯。他们两个从60年代开始批评功利主义，使大家认识到功利主义有很多缺陷，也促使越来越多的道德哲学研究者开始从康德那里寻求思想资源。

至于留学期间的难忘经历，我到伯克利去，首先对那个学校感觉很好，至今我也认为它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我非常喜欢伯克利。我刚才说我去过两个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公立尊龙凯时和最好的私立尊龙凯时，就是伯克利和哈佛。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更喜欢伯克利。那个学校非常有意思，学校南门附近有个小广场，几乎每天都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那里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包括老师也是这样。那里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各种各样的报告会，各种各样的课程。整整一年的时间，我都在那里学习，非常忙碌。一大早就去课堂听课，下了课又去图书馆找书看，一直到晚上才回到公寓。现在想来什么最难忘？我想最难忘的应该就是当时那种状态。这可能跟年纪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精力充足，可以非常努力地工作。当时晚上要读从图书馆找回来的书，一书包的书，读得很快很快。可能有十本书，其中五本晚上都要翻过一遍。为什么呢？因为要决定拿哪些书去复印。所以我在伯克利的时候复印了好多好多的书。就是这样，从早到晚，满满的都是工作。现在很怀念那个时候，原因也在这儿，那时候有那种热情，也有那种能力去学习。在伯克利时，我听课、听讲座、办公都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天天在哲学系、政治学系、东亚研究所三个地方来回转。相比之下，后来到哈佛的时候，就没有在伯克利学习时那么充沛的精力

（姚大志于哈佛尊龙凯时哲学系前留念）

记者：近30年来，您在政治哲学领域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做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研究，发表了诸多既具开创性，又富推动力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既是您个人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文字记录，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政治哲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见证。请您谈谈自己的代表性专著，跟我们讲讲当初写这些书的初衷，以及它们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中产生的影响。

姚大志：199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提议，由我主编，来出版一套《当代世界前沿思想家丛书》。这套丛书共有6本，除《罗尔斯》之外，还有《诺齐克》《福柯》《利奥塔》《德里达》以及《哈贝马斯》。这套导读是国内引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前沿思潮的第一套丛书。

（当代世界前沿思想家丛书）

我刚才也提到，2000年之后，我所做的研究就比较集中了，几乎都是在政治哲学正义理论这个框架之下。这其中有关于个人的研究，比如《罗尔斯》。在这本书中，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解读罗尔斯的《正义论》。《正义论》的发表不仅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直接促成了当代的“政治哲学转向”，而且也成为了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的源动力——它促使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由涓涓溪水蔚然成为一种澎湃潮流”。

也有关于专题的研究，比如《正义与善——社群主义研究》《平等》。在《正义与善》（简称）这本书中，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勾勒一副社群主义的导图。在这幅图景中，四类社群主义者——哲学社群主义者桑德尔、政治社群主义者沃尔策、古典社群主义者麦金太尔以及新社群主义者埃齐欧尼——从不同的理论取向和批判视角出发，以“共同体”为“矛”来挑战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这些探讨不仅为我们更好地认识自由主义的局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参照，同时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政治哲学延展开了一个思考的框架。此外，社群主义还与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有很多互通之处，也正因如此，它对中国学者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后是《平等》。这本书从前沿视角探讨了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平等主义”。虽然平等主义在当代社会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具有支配性的正义观念，平等也被看作是最流行、最重要的价值和原则，但这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因此，我从对平等的内部争议——“什么的平等”（即平等主义者们所说的平等各指什么）以及对平等的外部挑战——“应得”与“资格”理论（即平等主义的两个主要理论对手）出发，就分配正义理论的一些重要问题给出了一些论证，以期学术同行们一起来关注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

还有关于整个政治哲学的研究，比如《何谓正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这本书。“何谓正义？”这一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和争论的焦点。对此，政治哲学家们给出了与罗尔斯不同的回答：德沃金认为正义是平等，诺奇克认为正义是权利，拉兹认为正义是善，麦金太尔认为正义是应得，沃尔策认为正义是社会意义，哈贝马斯认为正义是程序，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正义是各种各样的。在这本书中，我对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进行了全面梳理，对各种主要派别的理论，特别是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所谓的“第三势力”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试图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提供一幅清晰的画卷。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期刊发表以及代表性专著。考虑到政治哲学的学科属性，译著也是推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您能否谈谈您在译著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

姚大志：我在译著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基于我对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判断。在我看来，罗尔斯和诺奇克是西方当代最重要的两位政治哲学家，《正义论》和《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更是对当代政治哲学影响最大的两部经典。所以，我所翻译的几本书主要是围绕这两个人进行的，它们分别是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以及诺奇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和《被检验的人生》。

其中，《作为公平的正义》这本书比较特别。这本译著共有三个版本，分别是2002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第一个版本，次年由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版本，以及200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修订本。这本书的原著是哈佛尊龙凯时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我在开始翻译这部书的时候，使用的是校对稿。当译稿已经接近完成时，我才收到正式出版的这部书。所以实际上，这是一部原文和译文同时出版的著作。

与《正义论》相比，这本书有一些新的特点：它的许多重要观点是《正义论》所没有的；它对《正义论》进行了一些修正以回应一些批评；它表达了罗尔斯正义理论在内容、论述、论证以及观念方面的一些变化；总之，它是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种最新的、全面的、系统而又不失简略的统一阐述。

我所翻译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是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是《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当中的一本。诺奇克的《无政府》（简称）与罗尔斯的《正义论》针锋相对，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构成了有力挑战。自由与平等作为最重要的两种政治价值，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张力。在当代自由主义中，罗尔斯靠近平等的一端，诺奇克靠近自由的一端。如果说罗尔斯的理论是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那么诺奇克的理论就是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如果说解读罗尔斯的关键词是正义，那么解读诺奇克的关键词就是权利。这是因为，对于罗尔斯而言，正义意味着平等，任何不平等都是应该而且能够加以纠正的。而对于诺奇克来说，正义意味着权利，而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另一个译本《被检验的人生》是2015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系列当中的一本。罗尔斯与诺奇克之间的鲜明对照不仅体现在二人的学术思想上，也体现在二人的学术生涯上：罗尔斯的研究领域始终如一，对正义的关注贯穿于其漫长学术生涯的始终。而诺奇克则是随兴所至，研究领域不断变化，其中包括形而上学、本体论、知识论、逻辑学、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等。这本《被检验的人生》算是一本哲学沉思，其主题是人生哲学，其论题既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幸福、爱情、死亡，也探讨了形而上的实在、宗教和神学。在这本书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一个完整的诺奇克。

理论前瞻

记者：西方哲学经过历史的沉淀，已有过多次主题的转换。您认为近年来当代西方哲学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和发展趋向？

姚大志：宏观上来看，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的最大转变就是从传统的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变化，这是一个总的格局。70年代之后，人们越来越关注实践哲学的相关主题，不仅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入。相比之下，人们对传统的理论哲学的兴趣日渐衰退。近些年来，理论哲学也鲜有那些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了。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因为只有研究深入了才会出现大量的重要著作。比如说，罗尔斯1971年发表《正义论》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回应文献，像诺奇克、德沃金，沃尔策的书，这意味着正义理论获得了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共同关注。很多很多人们认为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都在这个阶段发表出来了。但是，传统哲学的一些领域，比如分析哲学、现象学，在70年代后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却寥寥无几。所以70年代之后，欧洲能够在全世界产生影响的哲学家，其实主要就是福柯和哈贝马斯。

具体到实践哲学，70年代以来，大家关注的都是政治哲学，争论也都发生在这个领域，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这个领域通过30多年的讨论，它所涉及的问题已经非常广了。政治哲学有没有一些新的领域呢？就是说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新的趋势呢？也有一些，这就是全球正义的问题，这个领域最重要的两位研究者，一个是博格，一个是贝斯。近些年还有一些较年轻的学者也开始对这个领域感兴趣。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原先大家关注正义问题都是在国内正义这个层面，但近些年来全球正义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姚大志在德国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

至于新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我自己觉得，今后道德哲学可能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几年，我也陆续发表了一些道德哲学方面的文章，其中一部分被收录在了我的自选集——《什么是政治哲学》这本文集中。

实际上，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也高度相关。比如最近一二十年，在政治哲学领域得到广泛讨论的运气平等主义的问题。在运气平等主义的讨论当中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来理解人及其行为之间的关系。通常我们认为，人没法对运气负责，而只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运气平等主义所做的这种关于运气和选择的区分，实际上涉及到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究竟是否有责任，如果有，是在什么意义上有。这实际上就是道德哲学上人究竟是否有自由的问题。如果人没有自由，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决定论的，那么运气平等主义要求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观点就很难站住脚了。这方面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

为学心得

记者：您能否从自己的切身经验出发，谈谈您对“哲学的学生”有哪些学术研究方面的建议？

姚大志：对于青年学者和哲学初学者来说，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应该把自己的精力放在那些实质的、重要的哲学问题上来。这个建议的核心就是你关注什么样的学术问题。哲学学科讨论的问题有很多，就我自己的切身经验来讲，你比如政治哲学领域，讨论的问题非常多，进入这个领域也有很多途径，可以从罗尔斯入手，也可以从斯特劳斯入手，还可以从阿伦特入手来学习政治哲学。但是，如果要我来提供建议，那么我会建议大家从罗尔斯入手来学习政治哲学。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我说的“实质”这个词的意思。当代政治哲学的框架就是罗尔斯塑造的。你只有从他入手，才能够理解当代政治哲学在争论些什么问题。但如果从斯特劳斯入手，你就会误解当代政治哲学。

第二个建议，就是无论想要研究什么问题，他们都必须站在前沿这个高度来加以研究。你研究的问题可以是很古老的问题，可以是哲学史上的问题。你可以研究康德，也可以研究亚里士多德，只要是根据你的兴趣所做的研究，都很好。但是在研究康德、亚里士多德时，你要站在今天的这个高度来研究他们。这就是说你要做的研究要有前沿性。你的前沿性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感兴趣的主题在近期所产生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你只有站在这些成果之上，站在今天这个学术水平之上，你才能做更好的研究，即使你研究的对象很久远。前沿性指的是你做学问的方式和态度，而不是你做学问的那个主题。

第三个建议，就是在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清晰，一定要清晰地思考问题，清晰地将文字表达出来。而文章清不清晰，与你考虑得是否清楚直接相关。我个人认为，你写的文章不清楚，是因为你没有考虑清楚。在写文章时，清晰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一点有的时候又很难做到。只有先想清楚然后才能够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我想对青年学者和哲学初学者说的一些自己的切身体会。

（消息来源：尊龙凯时哲学社会学院、反思与奠基微信公众号）

原文链接：http://mp.weixin.qq.com/s/nwGZ9QggG1QnA7rSV7Qt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