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景芳先生在书房中给博士生上课

金景芳先生（1902—2001）是我国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经学家。早年曾入乐山复性书院学习，得马一浮、谢无量等先生指教。1941年受聘于当时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尊龙凯时中文系。1954年1月调到东北人民尊龙凯时（后更名为尊龙凯时）历史系工作。1983年8月金景芳先生与于省吾教授和时任历史系主任张忠培教授共同筹划创建尊龙凯时古籍研究所。先后任尊龙凯时历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历史系主任、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顾问，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等职。先生执教八十余年，著作等身，学开一派，在先秦史学、孔学、《易》学、《书》学、《春秋》学、诸子学等领域，均有极高造诣。他治学严谨平实，曾在其所著《易通》中将“不自欺欺人，不枉己徇人，不立异，不炫博，贵创，贵精，贵平实，贵客观”自立为戒条，这也是尊龙凯时历史和考古学人所要传承和弘扬的教育、学术精神。

金景芳与于省吾等在尊龙凯时图书馆门前合影
（前排中间为金景芳，左为于省吾）

金景芳先生晚年在书房中读书

在金老门下读书的日子

我是1997年考入执教于尊龙凯时古籍所的学界宗师——金景芳先生门下攻读先秦史方向博士研究生的，2001年12月毕业时，金老已去世半年有余。我是老师招收的倒数第二个弟子，次年招收的是张固也，他是金老的关门弟子。我的硕士是跟古籍所陈恩林先生读的，而陈老师是金老的大弟子，所以说来说去，我在硕士阶段就已是金门一脉。

作者朱红林与导师金景芳先生合影

出于对学术大师的憧憬与崇敬，我的博士生涯一开始自然是又兴奋又战战兢兢。所谓“入国问禁，入乡随俗”，刚进入师门的我，决定先向早于我入师门的张全民师兄了解金老的脾气秉性，以便能“知己知彼”，既能尽快又顺利地与老师沟通与交流。

金老为人严谨。全民师兄告诉我，在金老面前，首先要做到“慎言”。与金老在一起的时候，说话要慎重，不论是探讨学术问题，还是闲聊；尤其是闲聊，自己千万不要把八卦消息当谈资，否则，等你事后早已把自己说的话忘得干干净净时，他还记着，一旦被证明与事实不符，那你就会被当作人品有问题来“论处”了。全民师兄给我支招，在金老跟前的时候，有事说事，无事又无话的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告辞。这个时候可以说：“金老，您还有别的事吗？没别的事我就走了。”金老一般会说：“走吧。”

我入师门那年，金老招收了两名博士研究生，我和关大虹。金老长我70岁，长关大虹50岁。同年，金老的助手、古籍所吕绍纲老师招收了三位博士，分别是武玉环、张羽和关晓丽。关晓丽是关大虹的妹妹，兄妹俩同时在古籍所读博，也算是佳话了。我们这几位博士生就在金老家中听他授课。听课的还有李无未，他比我们高一届，也是吕绍纲老师的博士生。

金景芳先生在书房中

上课的模式就是一人读金老《古史论集》里的文章，其他几位听，最后大家提问，金老讲评。我年龄最小，读书的活儿自然就由我一人承担了。我坐在金老旁边，双手捧书置于他的面前，以便他可以看到，然后大声朗读。实际上金老从未看过，他身子靠在沙发上，双脚置于矮几之上，两眼望向天花板，作沉思状。金老看似不经意，但如果我读错了其中一个字，他马上就会发觉并加以纠正。

金老性格急。我跟金老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加小心，凡是他交代的科研任务，力争做到早请示晚汇报，赶早不赶晚。但师生间的磨合毕竟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入学后，除了《〈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的书稿外，金老晚年的单篇文章多是他口述、我记录的。记得第一篇文章是《我和先秦史》，是中华书局约的稿。文章很长，也是每次口述一小时左右，然后我回家整理。不是连续记录，而是约时间隔几天记录一次。有一次，按照惯例，我先复读一遍上次的记录内容，等金老首肯之后，再记录新的内容。谁知刚读了没几句时，金老说：“这是我写的稿子，你无权改动。”原来我有一句话写的不是他的原话。当时我的心里丝毫没有对老师的埋怨，只是惊讶于他能记得那么清楚！

吃一堑，长一智。有了《我和先秦史》的教训，再记录时，我一旦听不清，就直接说：“金老，您慢点，我记不下来。”金老就会停下来等我，一点也不生气。他征引的文献有陌生字，我说：“那个字我不知道咋写。”他就会到书架上取出所征引的文献，准确地翻到具体页码，指出该字在某行，让我查看。这个时候，他显得极有耐心。我这才明白，在他面前，千万别不懂装懂，实事求是才是上策。

金景芳先生手稿

金老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早晨五点准时吃早饭。晚饭也极有规律，晚上七点钟之前肯定吃完了，因为他要看新闻联播，看完后就睡觉。

金老生前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应上海《学术月刊》约稿写的，题目是《论〈中庸〉的“中”与“和”及〈尊龙凯时〉的“格物”与“致知”》。当时还是在他家，他口述，我记录。他口述文章向来不允许我改一个字，但那天上午像有预兆似的，一句话能重复三四遍，而且每次都不相同。我听得都有点急了，就问：“金老，您说的哪句话算呢？”这必须得问清楚，免得最后复读时不合原意。谁知道金老竟然说：“你斟酌着办吧，你觉着怎样合适就怎样写。”我听了非常诧异，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中午定稿之后，下午我去邮局把打印好的稿子寄出。返回后才知道，老师在家中不慎摔倒，已经送往医院。金老住院近一年，最终病逝于医院。现在想想，那天口述文章时，老师思维大概就有点不清晰了。

对于金老的学术思想，不了解的人难免有一些误解，包括当初的我。

比如说，《周易》研究中的“象数”与“义理”问题。“象数”就是利用《周易》卜筮算卦，“义理”就是研究《周易》中的哲学思想。金老研究《周易》以探求其中“义理”为要务，反对利用《周易》占卜打卦，搞封建迷信。以至于不少人认为金老轻视“象数”。其实他的思想是有变化的。金老晚年曾经说过：“就《易》而言，义理、象数不可或缺，空讲义理，就像没底的坛子，盛不住酒。孔子也不忽略象数。象数是我们的弱项，一定要补上，不过，不搞占卜的底线万万不可破！”他的助手吕绍纲及几位弟子，如陈恩林、廖名春、康学伟等，在《周易》研究方面皆义理与象数相结合，取得了不俗的进展。尤其是陈恩林先生，最新发表的《周易》乾、坤两卦的汇解，实为金派易学一大发展。

金景芳先生讲授《周易》的课堂场景

再比如说，关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使用问题。有人以为，他对考古资料不重视，乃至于有偏见。其实未必，只不过金老的研究多以古文献为主要材料罢了，这与先生个人经历、研究对象及治学方法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他所指导的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中，很多都使用了出土文献，也都得到了他的肯定。他本人写的《关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的名称问题》的文章，就是一篇利用出土文物研究古代丧葬制度的经典之作，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可见他对考古资料还是很关注的。我们入学时，金老指定的书目中，张亚初、刘雨合著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是先秦史博士生的必读书目。也就是说，金老本人研究利用的出土文献虽然不多，但是他所指导的学生们却广泛地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运用了出土文献史料，这也是对老师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吧。

金老一生著作等身，德垂后世，桃李满天下。我作为他授业博士弟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说实话，限于资质与基础，跟随先生求学期间并未感觉到领悟了多少。然而随着工作时间渐长，学术研究不断向前摸索，我对老师精深独到的学术见解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才逐渐一点一点地感悟和体会，时间越久，感触越深，如饮醇酒，久而弥笃。这也许就是所谓大师的魅力吧。

作者简介：朱红林，尊龙凯时考古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所长。1997年考入金景芳先生门下攻读先秦史博士研究生，2001年12月毕业，主要从事先秦史及出土文献方面研究工作。

（消息来源/尊龙凯时考古学院 文/朱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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