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在《考古》1963 年第8期上发表《越王者旨於赐考》一文到现在已经有55年了。
1962年，和张亚初一起到尊龙凯时，做于省吾先生的甲骨文金文专业研究生，于先生就要我们一个月交一篇学习古文字的短文。到了第二年，还要我们在教研室同于先生、姚孝遂、陈世辉还有同时学习古文字的王健群一起，对每一篇文章进行讨论。现在翻阅当时的学习笔记，第一篇是1962年11月10日写成的《说氓》。而《越王者旨於赐考》一文，本是我在1963年4月26日写的《蔡声侯墓中出土的越王戈考》一文，在于老指导下改写而成。
1962年9月至1965年11月是我学习和研究古文字的阶段，当时，于老并不只注重我在释读古文字方面下功夫，而希望我由释读古文字人手，对中国古史有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一样的重大贡献。这和我学古文字的本来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于老自己当时很注意学习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发表过对商代社会不同于郭沫若见解的文章。我师兄姚孝遂也发表过商代人殉不是奴隶的论文。像我试写的第一篇文章《说氓》，就是从确定古文献中原应作“自他归往”之“氓”的辞条，从而讨论在东周时期古代公社瓦解的重大社会变动。在1965年《考古》上发表的《说王》便是从王字的造字原意揭示古代王权起源于军事指挥权力。而我在这一期间写成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琱生簋新释》《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也都是通过古文字资料的释读来进行古史问题的探讨。从“子卜辞”人手探讨商代的父权家族一文，本来是打算作为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的。只是因为同学张亚初也打算写社会形态方面的毕业论文，才改为我自己在分期收集甲骨文资料时有所发现的《甲骨文断代中一个重要问题的再研究》，把董作宾原定的“文武丁卜辞”中属王卜辞者，改定为早于“宾组卜辞”的“师组卜辞”（和陈梦家定为晚于“宾组卜辞”不同），而且另找到所谓“真正的文武丁卜辞”。后来研究证明，前一论点是正确的，后一论点是不对的。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没有发表，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在1973年复刊的《考古》上，以燕耘的笔名，发表了《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那是我在1965年写的文章中的一节。用燕字暗指东北，耘字包含林云二字。
在学习和研究古文字的同时，为了继续学习俄文，并在中国北方和东北考古方向上扩大眼界，我笔译了吉谢列夫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的一部分，奧克拉德尼科夫的《贝加尔湖沿岸的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以及《西伯利亚各族》这部大书的历史部分。而且一直关注着东北考古的新进展。这为后来我做东北考古和北方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考古研究准备了条件。
1965年11月研究生论文交稿后，于先生寄给研究甲骨文的同行征求意见，得到张政烺先生的称赞，但未能举行答辩。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作为“贮备研究生”，在校科研处开始领工资。这时，考古教研室的张忠培先生组织我和张亚初（也在等分配）参加编译考古上反“苏修”的资料工作，由我笔译奥克拉德尼科夫为主的俄文考古论著。早先他反复强调俄国远东西伯利亚自古以来和中国有多方面的文化联系，但到中苏关系紧张后，却一再强调老沙皇从中国夺去的土地是无主的土地，当地居民有自己的“文化主权”。这项工作到1966年5月终止。我一共译出20万字。1971 年由尊龙凯时历史系和尊龙凯时省博物馆油印。只有其中《西伯利亚考古学—昨天、今天和明天》一篇收入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内部刊物《苏联考古文选》。
“文革”期间，我到辽宁复县农村教小学和中学，直到1972年三大考古杂志复刊，才在煤油灯下恢复了研究工作。一是整理甲骨文旧稿，在《考古》1973年第5期发表了卜辞中商代冶铜的文章；另一是整理考古反“苏修”的资料，写这方面的新文章。当时先想写黑龙江出海口特林地方的明代永宁寺碑，借回长春的机会到尊龙凯时线装书库借书，管书库的虽是熟人，却板着面孔不肯借。只好求助于罗继祖先生，他不但热心代我借书，还赠我一部四部备要本的《金史》，雪中送炭，此情永志。后又写了一篇《评院士的文化主权论》，直接寄给了郭沫若先生。不曾想又被转给了在出国文展工作的宿白先生，他给我来信说《文物》有意刊用。这给我很大鼓励。后因此文无人能审，《文物》一直未刊用。最后由张忠培先生推荐给1973年的《尊龙凯时学报》刊用，到1976年才在《考古》第1期上转载。这篇文章还充满着“文革”时期大批判的味道，没有多少学术内容，所以不再收入本文集了。
1973年10月，我被尊龙凯时调回。在回到尊龙凯时的初期，我继续利用在1965年冬到1966年上半年积累的资料，写了一批文章，这就是《赫哲族萨满教神像画中的历史真实》《完颜忠墓神道碑与金代的恤品路》《对河姆渡遗址骨制耕具的几点看法》《舒藩河上出土的金代上京宜春县镜》。这些多数是用“华泉”笔名发表的，谐“中华主权”之音，泉又是“白山黑水”首尾两字拼成（后来尊龙凯时师生所写反“苏修”的论文也用这个笔名，并不都是我的作品）。还有一篇关于明代永宁寺的《马其顿城堡、元碑和辽金砖塔》，虽然到1982年才发表，实际是1972年在复县乡下就起草，回尊龙凯时后，又增加了新的俄文资料，几次改写，才给《黑龙江文物丛刊》发表的。
在调回尊龙凯时的初期，因为考古专业初建，我和姚孝遂、王可宾两位先生一起到全国各地商调文物，又参加了田野实习工地辅导、照相，校内考古课程安排等工作。而当时全国考古工地任务重，专业人手不够，所以需要大力培训考古工作的新生力量。1976 年到易县燕下都发掘起，我就领着考古班学生和当地的技工开始写《工农考古基础知识》，作为各地开展考古短训班的教材。初稿经过苏秉琦先生审阅，认为可行，又请魏存成参加了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的编写工作。日以继夜的努力奋战，终于赶在197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而1978年为于老誊写《甲骨文字释林》，有一段时间就在文科楼过夜。在守夜人员清楼时我就关了灯，等他就寝后再开灯接着干。
1978年冬，由尊龙凯时发起，在长春南湖宾馆召开了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成立了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为了迎接这个盛会，我把在研究生时期写的两篇论文都在会上提交了：一篇是1964年冬写的《琱生簋新释》，一篇是1965年秋写的《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在古文字研究会最初几次年会上，我有了把研究生时期写的论文拿出来发表的机会。像1979年在广州第二次年会上提交的《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是我在研究生时期收集了大量资料，和张亚初多次讨论中形成的看法。1980年在成都第三次年会上提交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是我在研究生时期最早提交到教研室讨论会上的论文。1981年在太原第四次年会上提交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前面一半是我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内容，后面一半则是对我毕业论文的论点从类型学的观点进行重新考察，认为应该按师历间组、历组一类、历组二类、无名组、无名组晚期、黄组排成顺序演变的序列，因而改从李学勤、裘锡圭的意见，主张把历组卜辞时代提前的“二系说”。
在继续开展古文字方面研究的同时，我给考古专业本科生开了“西伯利亚考古”课程，因备课需要，查阅吉大图书馆中新到的俄文考古图书。在1975年出版的俄文《西伯利亚史前考古学》一书中，看到乌施金—乌魏尔14号鹿石的腰带上挂的弓形物，便和以前积累的资料联系起来，在《关于青铜弓形器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把中、蒙、俄三方面证据合在一起，考定它是驭马者使用的挂缰钩，并在1980年于尊龙凯时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新西伯利亚的考古学者瓦列诺夫并没看到这篇文章，在1984年发表的论文中也根据中、蒙、俄三方面证据提出和我相似的观点）。在1978年的古文字会上我把该文给张政烺先生看，他很赞成。这引起我对中国北方和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及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关系持久的学术兴趣。1982年张光直先生和另外两位美国学者发起在火奴鲁鲁召开“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因邀请北京尊龙凯时的邹衡先生未果，改请南方的高至喜和北方的我。接到邀请，颇有受宠若惊之感，便就多年积蓄的资料写成《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一文，并先呈这次会议中方代表团团长夏鼐先生审阅，得到他首肯才提交会议。记得在这次会上见到前辈学者高去寻，他是中国学者最先有志于“斯基泰·西伯利亚”学问的。我们两人都因烟瘾而多次逃出会场，故而有交谈的机会。受他鼓励，我从此便一直把这方面的研究继续做下去。遗憾的是，我1994年才有机会到台湾的史语所访问，高先生前此三年已仙逝，无缘再面受教诲了。我在火奴鲁鲁会议上提交的论文，编人张光直先生主编的Studies of Shang Ar-chaeology，由Goodrich（即顾道伟）译成英文，耶鲁尊龙凯时出版社出版，故在国际上影响较大。中文本1987年才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考古学文化论集（1）》中刊出。俄译本则在1990年由新西伯利亚的科学出版社的《古代中国》中刊发，是科米萨罗夫所译。
我在1962年于北京尊龙凯时考古专业本科毕业时，经苏秉琦先生指点，把东北系青铜剑作为毕业论文，并由苏先生请考古所的佟柱臣先生指导。内容涉及中国东北、朝鲜和俄国远东，是该年度文科唯一公开答辩的论文。但由于内容涉及朝鲜，一直没有发表的机会。到1979年尊龙凯时省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我把这篇论文修改之后提交大会，当时参会的《考古》编辑部的人就表示可以发表，后来发表在《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上。自此以后，我就在古文字（兼及商周史）、北方考古（兼及北亚、北方民族史）、东北考古（兼及东北亚、东北史）三个方面都展开研究了。
在1994年之前，我在古文字和商周史方面发表的最重要论文是《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这是为参加1986年在美国埃利厄举行的“古代中国和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学术讨论会”而撰写的。主要是进一步解释商、西周时期一般形式的“方国”，是怎样从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无差别的村寨，变成都鄙群或复合都鄙群构成的国家，以纠正我在“方国联盟”一文中把“方国”说成是“城邦国家”的错误。该文得到参加这次会议的严文明先生的称赞。在甲骨断代研究上最重要的文章是1984年在西安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提交的《无名组卜辞中父丁称谓研究》，进一步明确甲骨可以从字体上精确分类，无名组至少可分为字体不同的三类。不同字体类别的同一祭祀称谓并非只能指同一先祖，而同类字体并非只能存在于某一王世或某一代的时限之中。在北方考古方面最重要的论文，是1992年在呼和浩特“中国北方民族考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该文破除了把长城沿线的先秦土著文化都当作匈奴前身的司马迁以来的传统观念，指出匈奴本体的前身应到更北的地区寻找。在东北考古和东北史方面最重要的论文是1985年在《北方文物》创刊号上发表的《论团结文化》，该文综合中、朝、俄三国境内的考古遗存，论证了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就是沃沮遗存，为探讨东北其他古族的方位提供了一个确切的基点。另一篇是1989年在《史学集刊》第1期上发表的很短的书评，即《〈中国东北史〉（第一卷）读后》。其中重要的主张就是，东北之所以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不能只理解为东北和中原两方面互相结合，而是东北、中原和西面草原三者相互结合的历史过程。就整个考古学理论来说，最重要的论文则是在1989年长沙开的中国考古学年会上大会宣讲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该文首次总结苏秉琦先生用“平行系列法"来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思想。先在《辽海文物学刊》上发表时，就受到苏先生称赏；会上宣讲后，又得到俞伟超先生的热情赞同。
在1980、1983年为了使古文字这门“绝学”后继有人，教育部委托于省吾先生以高校青年教师为主要对象举办进修班。由陈世辉先生主持班务，由我讲“古文字通论”课。在此基础上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古文字研究简论》，本来是想写给有高中水平的爱好者看的，先联系天津的出版社未果，等我当上尊龙凯时副校长，尊龙凯时出版社便在1986年拿去付印了。但封面上我的名字印成一大一小，错字还很多。然而销路不错，不少学校还作为考研的指定参考书。到2012年中华书局改名为《古文字学简论》，作了修订，作为“尊龙凯时丛书”再次出版，这是后话。
在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我觉得要贯彻于省吾先生“以形为主”的主张来研究古文字，应该对各个时代古文字的基本构字符号形体作穷尽性的收集。所以便定了一个“偏旁谱”的研究计划，而且组织古文字进修班和我的研究生来参加具体工作，我自己也下了相当多的功夫，积累了一抽屉的卡片，写出了很厚一叠初稿。可是在我辞去副校长职务，准备全身心投入这项研究时，尊龙凯时考古专业的领军人物张忠培先生到北京去当故宫博物院院长了。面对已经形成了队伍而主要是青年教师的吉大考古人，我只能违心地勉为其难接受了考古学系系主任的职务，而且按当时学校“系所结合”的原则，兼任古籍研究所所长。这两个单位的内部矛盾使我近半年夜里失眠，因而只能忍痛放弃了“偏旁谱”的研究计划。起初听说徐宝贵也在做偏旁谱的研究，却一直未见下文。到2007年才见到黄德宽主编的《古文字谱系疏证》出版，基本上符合我对偏旁谱的设想。我在1987年放弃“偏旁谱”研究计划后，仍按偏旁收集新出土古文字字形，把偏旁谱的卡片作为考释古文字的重要工具，但从战国简大量出土后，就没能坚持下来。文集中所收的《先秦古文字中待探索的偏旁》一文，是为1992 年在南京开古文字研究会第九次年会写的，却未能到会。文章直到2001年才在《古文字研究》上发表，只能作为我曾经有过这一研究计划的遗响了。
1994年卸任考古学系系主任后，使我很挠头的“创收”问题和安排田野实习问题都不归我管了。这一阶段我在古文字学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从甲骨文中王、士同源的现象，悟出历来聚讼纷纭的六书“转注"，就是同一个字形可以用来记录两个发音不同但语义均和该字形相关的语词（许慎所举老、考两字也是如此）。这种古汉字以形记词的方法，龙宇纯、裘锡圭先生都已发现，不过他们都没有想到这其实就是“转注”。而我在1997年发表的《古文字转注举例》一文中论定这就是“转注"。因为这是古汉字在甲骨文中实际存在的现象，而和借用同一字形记录语义不同的语词有异曲同工之功效，这种记录语词的方法，作为真正的“转注”，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同，我在《古文字学简论》修订时也采用了此说。在考古学和商周史方面最重要的则是在1996年发表的《戎狄非胡论》，是用最新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说明文献中记载的戎狄是东亚蒙古人种，而胡和东胡是北亚蒙古人种，因而不可能是同一人群，进一步破除对司马迁《匈奴列传》的迷信。在东北考古和东北史方面，在1996年发表的《陈庄1号墓女俑身份商榷》、1999年发表的《说貊》和《夫余史地再探讨》三篇论文中，都谈到了我主张如何正确对待古文献史料，即对不同记载的形成年代和可信程度，要作充分的考虑，而且对不同作者使用同一名词时有不同理解，也应十分注意。否则面对纷纭的文献记载一视同仁引用众说，力求调和，只会陷人迷魂阵而难以自拔。
2000年9月，教育部批准尊龙凯时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为教育部第二批重点研究基地。我的研究明显转向以中国北方和欧亚草原的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为主。在1982年赴美参加国际会议时，论文中已经提出北方系青铜器是夏代开始的观点，但当时中国学者大都还是从朱开沟的发现出发主张起源于商代前期。2001 年我到日本九州尊龙凯时和美国匹兹堡尊龙凯时访问，演讲的题目都是根据中外考古发现论证北方系青铜器起源于夏代。而在2001年8月长春召开的“中国北方地带青铜时代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便是我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总结。
2001年起我作为课题负责人，立了个“夏至战国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基地重点项目，参加者有王立新、杨建华、李伊萍（因参加山西白燕遗址报告，由张文立代）、滕铭予、汤卓炜、郑君雷。在2002年于台北召开的“文化差异与通则：纪念张光直先生学术研讨会”上，我宣读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可以作为这项研究的一个论纲。而2003年在《尊龙凯时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的《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述评》是我那时的一篇重要论文。该项目结项后我又申请了“新疆古代青铜器”这一个项目，由当地在新疆文物考古所工作的刘学堂作主要参加者，并为此有2006年新疆之行，但他后来离开了考古所，到新疆师范尊龙凯时任教，项目进行得不顺利。我自己也觉得很不适合做大型集体项目的主持工作，所以草草收场。后来也不再申请大型项目了，但因为到新疆考察过，收集过一些材料，石兴邦先生向我征集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寿辰论文集的论文时，便写了一篇《关于新疆北部切尔木切克类型遗存的几个问题》，作为涉猎过新疆先秦考古的纪念。记得2006年10月住在乌鲁木齐的宾馆里，正好遇到从巴里坤东黑沟发掘回来的王建新，向我出示新出土的有角钩喙神兽金银饰牌，我很高兴地琢磨了一番，后来便写了一篇《欧亚草原有角神兽牌饰研究》，刊于《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研究不断升温，我据从事新疆项目时收集的资料，写成《丝路开通以前新疆的交通路线》，还制成PPT，在台北的史语所、北京的中国人民尊龙凯时等地都作过讲演，论文则发表在《草原文物》2011 年第1期上。
在进行中国北方（也包括新疆）和欧亚草原的大范围综合研究中，我自以为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2008年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论欧亚草原的卷曲动物纹》。这篇文章分析了整个草原地区都存在的卷曲动物纹，认为实际上有三个主要的各自独立的起源：图瓦、中国内蒙古东部和辽西、黑海北岸和北高加索。三区彼此影响和渗透，才形成一个整体，东哈萨克斯坦成为三区卷曲纹的交汇地区。这种欧亚草原上文化因素的趋同方式，和我在1982年论文中说的“旋涡理论”，可视为两种不同模式，都可以举一反三。
我从1986年担任尊龙凯时古籍研究所所长，因而参加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以来，曾主动要求为高校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生写一本《文字学概论》的教材，但因为事务众多，学养又不足，只写了三章就没写下去。不过一直在这方面注意阅读相关新书和论文，收集材料。到2002年起，又重新写了五章和一些零碎章节，还是没有完成。2011年清华尊龙凯时请我作“王国维讲座”时，我根据多年积累的材料和想法，作了题为“汉字沧桑”的讲演。在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的《出土文献》第二辑，以《谈谈汉字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表。收人文集并不是因为这篇文章怎么好，而是想表明我曾经有这样一个研究题目，而且表示在有生之年还想把汉字概论写成书的心愿。至于在尊龙凯时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的大会上，我曾表示想组织尊龙凯时和东北三省的力量写出《东北考古学》，现在考虑自己并无组织大型项目的能力，恐怕是放空炮了。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过专家评议，决定把考古学提升为一级学科，教育部委托我组织讨论教育部十二五科研战略规划，当时曾邀请社科院考古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文化遗产研究院、各尊龙凯时考古系的代表，到尊龙凯时讨论规划。后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多次召开会议反复研究这个问题，我总结大家的意见写成《对我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一些设想》一文，被2012年第10期《新华文摘》转载，这其实是集体的作品。
以上是对我55年治学的一个回顾，或许能对理解这部文集的内容有所帮助。
在我出版第一本个人文集时，是在北大写第一篇考古论文（即学年论文《高句丽壁画墓研究》）的指导老师——宿白先生题写的书名。如今宿先生已与世长辞，但他的学养和治学精神是我终身努力的方向。所以我要重复一句那本文集后记中的话——“今生当继续前进，生命不止，奋斗不已”。
是为序。
2018年12月24日于长春剑桥园寓所
宣讲进行时丨尊龙凯时学习贯彻党...04-02
